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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说鱼之十七: 第一代上海卖鱼人去哪儿啦?

2018-10-11 14:29:14     来源:王德才   浏览量:196次

一条自由自在鱼,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曾被“计划”过,以致人们难以闻到鱼腥味。

由于鱼货供应困难,1959年2月19日,当年管水产品生产供应的上海市水产局和管水产品终端销售的上海市第二商业局联合发出了“上海市鱼货凭票供应的暂行办法”,决定实行市区居民凭票买鱼,从此,大都市上海人吃鱼就进入了困难期。1978年8月29日,《财贸战线》报记者问国家水产总局负责人:许多城市为什么经常买不到鱼?1986年4月11日,农牧渔业部水产局涂逢俊局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态,争取三五年解决大中城市吃鱼难问题,也就是说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30年内,我国的大中城市,吃鱼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情。

1985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指出,水产品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1985年3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进一步自解放30多年以来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单独为水产业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把发展水产业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粮食转化的一个战略部署,确立了水产业的地位,规定水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

作为水产品消费最大的城市,上海是最早放开水产品贸易的省市之一,1982年11月,上海对水产品的购销政策作出重大变化,实行派购和议购相结合,按实际产量,60%由国家商业部门收购,40%实行议价收购或代销。同时,上海水产局,作为一个行业局,也是最早在1992年改制为上海水产总公司的正局级单位。

在民间,上海更是有一批弄潮儿,以当年合法或不合法手段,投身水产生意中。这第一批在上世纪80年代“吃螃蟹”的人,也是上海最早的个体户。这些人中,更多的是多少有点“问题”的无业人员,比方说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期满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很多单位对这种人很忌讳,一般不予接纳,没活干,政府担心这些人员“破罐子破摔”,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于是给这些人员出路,让他们做体制内的人所不愿意做的脏、累、臭的门槛很低或者说基本没有门槛的水产生意,后期也有一些返城知青加入。也有少数人,是水产体制内出来做的,在菜市场的水产大组和在水产批发部等和水产相关的单位、部门工作的,由于他们对水产业务熟悉,知道里边的“道道”,能挣大钱,于是,下海做起水产生意。他们是上海第一代卖鱼人,主要以当时的杨浦、南市、虹口、黄埔、宝山、浦东黄浦江沿岸的人为主。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水产局下属的广兴码头最早对个体户开放,上海水产局下属的供销公司根据相关街道开出的“无业人员”证明,发放可以做水产生意的“小卡”,这是水产小贩每天可以到广兴码头拿货的凭证。小贩一般晚上八点到广兴码头去打样,十点前码头工作人员收卡放人,十点开秤拍货,就是定价格、核重量,工作人员根据当天的渔货多少,每人基本均等发货,秤重付钱后缴还“小卡”,然后,小贩将渔货运到菜场销售。一般二点左右运到菜场,六点左右菜场开卖,货多时再在菜场门口摆个地摊。大多数上午卖完,有时卖不完,下午要接着卖。做水产生意确实很辛苦,脏、累、臭不说,工作的时间是“美国时间”还带部分的“北京时间”。

小贩很辛苦,但回报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很丰厚:他们一天的收入在100元左右,相当于国营水产贸易货栈一般工作人员或菜场水产营业员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说小贩的收入是后者的30倍。

但是,有的小贩嫌当时的政策不够开放,他们觉得合法做水产生意,还是小打小闹挣钱不多,发不了大财,因为他们做生意打点关系需要钱、他们自己大吃大喝需要钱、他们经常玩女人需要钱、他们赌博更需要钱。钱来得多去得多,总觉得钱不够花,这些多少有点“问题”的无业人员本身胆子就比较大,于是,有的小贩做起了违法的生意。

“走私”。这个“走私”,不是现在意义上从境外逃避海关监管和关税的走私,而是小贩划着小船,船老大将大的鱼好的鱼留一些偷偷给小贩,船老大将集体利益化为自己或渔船船员的利益。 

除了“走私”外,小贩更多的是通过贿赂国营水产批发部门的业务人员获取利益。由于水产生意又脏又臭,而且,水产品当时作为三类商品,处于计划管理和非计划管理的边缘地带,政府似管非管,加上国营水产贸易货栈的管理人员本身素质比较低,管理漏洞也较多,于是,这些管理人员在小贩们的酒、色、财迷惑、拉拢、腐蚀下,做出损害渔船方和货栈利益的事情,在定价上或在重量上或在配发数量上偏向小贩方。 

还有的小贩,收买集体或国营菜场领导,以这些菜场的名义进水产贸易货栈,这样可以拿到更多的渔货,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

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水产贸易早已全面放开,于是,有些小贩中头子活络并在前几年赚了钱的人,承包黄浦江上一些效益不好的国营企业码头,做起了水产贸易货栈的生意,于是,个体、集体、国营的水产贸易货栈在黄浦江两岸,主要是在黄浦江西岸遍地开花,南到黄浦江上游的日晖港,北到黄浦江下游的吴淞码头,其中以南市区和杨浦区最多,因为当时上海水产局下属的水产贸易货栈多集中在这二个区。1996年5月高峰时,大大小小水产贸易货栈高达74个,另外,还有一些游击性的水产货栈,有的小贩还从捕捞产地用货车贩运到上海交易的。

开水产贸易货栈,关键在货源,没有货源,就挣不到钱,因此,货栈老板就想方设法要搞定船老大。当时的渔船都是集体所有而不是现在的个体所有,所以,货栈老板用女人、用美食、或直接用金钱拉拢船老大,争取渔船停靠到自己的货栈码头。

上海第一批做水产的人,他们当时的年龄,一般在30多岁,很少有20多岁的。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因为操劳过度或不良的生活习惯,已经离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懂经营、会管理、会钻营的小贩发了财。这些小贩暴富后,由于各人自身素质不同,最后的结局有天壤之别。

少量本来自身素质好的老板,大的投资房地产,有的投资其它商业,如餐饮、服装等行业,有的做水产外贸,在这些行当做的,相对比较光鲜,大都“子承父业”。

更多的人,年纪大了,没有能力做了,子女也不愿意继承父母的脏累臭的职业。

也有少数的老板,至今依然在做水产生意。他们中现在还在做水产的,少数在做冰鲜业务中完成“原始积累”的,做起了冻品生意,没有完成“原始积累”的,继续做以前的冰鲜业务,因为做冻品需要自己压货,资金需求较大,而做冰鲜基本不需要压货,就是压货,也最多就是几天的货,资金门槛不高。

现在做冰鲜生意的,基本上是从产地,如舟山直接拉货到上海的批发市场,或者从上海的小洋山或者从上海横沙渔港的水产卸货码头,用卡车转运到上海的批发市场。唯一例外的,在上海黄浦江上做类似于以前水产贸易货栈冰鲜生意的,只有上海东方国际水产中心市场的江边三个浮码头一个地方,因为现在黄浦江码头成了“稀缺资源”,许多原有码头给政府收储土地后作为黄浦江沿江景观开发,上海徐浦大桥到杨浦大桥45公里的黄浦江景观连成一线,根本容不下做又脏又臭的水产交易码头。同时,即使黄浦江有可以卸鱼的码头,但渔船开到黄浦江码头的时间成本和柴油成本很高,不如卸在洋山用车短驳合算。

但是,有的老板,无法和自身素质好的老板相比,投资其它行业,使自己的事业发扬光大,也没有像另外一些老板那样肯吃苦,继续在水产这个行业兢兢业业做下去,而是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和素质较差,自以为兜里有了点钱,走上了另外的道路:

有的老板走上偏门,开起了赌场,如百家乐、球盘等,被政府惩处而“二进宫”的;

有的自己迷上赌博,输得很惨,将做水产生意的本钱输得精光,没能力继续做水产;

有的为数不少的老板更是染上吸毒的恶习,将整个家底都吸光,有的,甚至没钱买毒品,最后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结果更是可想而知;

有的老板好上嫖娼这一口,多次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无法继续做水产生意。

上海第一代的卖鱼人,为上海市民的吃鱼,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在本行业或其它行业继续发展,而更多的人是昙花一现,暴富之后,沦落了,甚至堕落了,实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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